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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纪实历史 2019-11-11 17:39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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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器晚成种政治的经济学解码,马克思主义管

Marxist Philosophy Should "Interfere" Life

A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Decoding of "The Holy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the Masses

作者简介: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张文喜,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南京社会科学》第20186期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4期

内容提要:哲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整个哲学发展史已经显示,哲学与经济学联系密切。肆意分割哲学与经济学理论的结果就是:哲学成为思辨的唯心的书斋式智力游戏,经济学成为所谓的实证“科学”而无法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基于改造世界旨趣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干预”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关键就在于,它基于生产方式介入生活的批判路径,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要实现对生活的有效“干预”,消解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失语等现象,就必须进行与经济学的对话,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经济。

内容提要:1844年《神圣家族》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主导,通过考察黑格尔派在精神这个论题上的反对群众的、政治的、神学的多个维度,为重新定义合乎时代精神的哲学的可能路径留下了深刻的标记。唯物史观在其产生之初,就希望澄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的性质。但唯物史观并不是要借助超乎寻常的理论权威得到普遍真理。依据《神圣家族》的观点,唯物史观描述了“世俗的胃”与身外世界的关系,并揭示了黑格尔派的“心灵的深处”如何因此落入感性之物。我们阅读《神圣家族》仿如黑格尔吹嘘的“全体”真理的洋葱皮被层层剥去。通过马克思对“精神”的思考以及对哲学家(作为历史的“证人”)的嘲讽可以洞察到人类思维中的某种普遍倾向,即超凡脱俗是人类思维的广泛的共通性,它是人类的政治的神学的思维的反映。而黑格尔派使西方哲学沉溺于形而上学关于真理问题所思虑过的一切可能性本身,必须在精神和群众、哲学和日常意识等议题之间的隔膜应予突破所造成的场合中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同情并理解那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谴责,同时领会那种将它与对神学的政治的种种前提的批判配合起来的做法。就像在1844年《神圣家族》中那样,就像在那里、在实践领域里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那样。

Philosophy comes from life and is higher than life.The whole history of philosophy has shown that philosophy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s.The result of arbitrary division of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theory is that philosophy becomes the speculative idealism of the study type intellectual game,and economics that has become the so-called empirical "science" cannot completely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The Marxist philosophy based on purpor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should "intervene" life.The key to the differ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other philosophy lies in its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the cognition of the law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ritical path of the production mode involved in life.To achiev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and eliminate the current marginal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aphasia,and so on,we must engage in a dialogue with economics,focus on real life and the economy.

The Holy Family in 1844 is dominated by practical materialism.It explores possible ways to redefine the philosophy of Zeitgeist by examining different angles of the Hegelian theology including the opposition to mass,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ological aspects.The aim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larifies the nature of Hegel's idealism syste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irth,instead a universal truth by extraordinary theoretical authority.According to the The Holy Family,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ly stomach" and the outside world,revealing the Hegelian view:how the "depth of the soul" falls into the sensibility.We read The Holy Family just as Hegel's boasting about "all" truth which removes its skin like an onion.We can perceive the general tendency in human thinking through Marx's reflection on the "spirit" and the taunt of philosophers(as a historical "witnesses"):the transcendence and freedom from vulgarity is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thinking,which is the reflection of human's political and theological thinking.The Hegelian indulges Western philosophy into all metaphysical possibilities of the truth itself.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fforts in removing barriers between the spirit and the masses,philosophy and daily consciousness and the other topics.Only in this way can we sympathize with the metaphysics and its all condemnation,and understand the practice of combining it with the criticism of the various premises of theolog

关键词:生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干预/对话 life/economics/Marxist philosophy/intervention/dialogue

关键词:神圣家族/群众/神学/黑格尔哲学 The Holy Family/the masses/theology/Hegelian philosophy

标题注释:本文是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专项基金项目。

波恩大学时期疯狂沉迷于构建庞大的哲学体系的痛苦经历让马克思记忆犹新。这种经历和反思也为马克思日后找寻一条哲学通向生活的道路提供了坚实基础。所以他会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对德国问题的“关注”从来就没有脱离哲学这个思辨基地。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纯思辨哲学对于青年人来说具有多么大的诱惑性和危险性。在他看来,“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①马克思为什么会把这种哲学当成一种危险?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哲学对于那些没有生活感悟、没有坚定人生信仰的年轻人来说,往往具有极大的蛊惑性和诱惑力而使青年人沉溺于抽象思辨的精神王国喃喃自语无法抽身。马克思认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现实和现实问题理应成为哲学关注的对象,哲学必须“干预”生活。这种“干预”不是简单粗暴地指示,而是以哲学的方式和路径,通过哲学分析,提供一种比日常生活更多、更深的一些东西。

于哲学上和政治判断上,马克思等人在使用“神圣家族”一词谑称青年黑格尔派时,语气中带着嘲讽、轻蔑。这是因为这些人的做法完全偏离了对历史的真实研究,他们把自己奉为主体、神物。若我们把对群众的蔑视称为文化野蛮,则无一哲学家会赶上“神圣家族”那样过分。它给自己造成绝对哲学界限,在此褊狭中,轻视尘世的感性。若我们要公开它的秘密,就必须让群众史观关照和批判非群众史观之迄今为止的未尽之意展示出来。但如此多的人反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却严重忽视了该体系是政治神学。在我们看来,忽视此主要事态,如同忽视黑格尔哲学是哲学一样。关于马克思认定的时代精神,其至高之事是领会群众的存在和意义。

一、哲学与生活且远且近

黑格尔派以绝对精神为前提,宣扬精神和自然、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二重化,同时从事主体主义的启蒙规划。启蒙在其起源中就表达出西方文化中普遍蔓延的真理和意见、群众和精神、群众和少数杰出个人等等的二重化。可以看出,启蒙虽反对信仰,却也是一种“宗教”。黑格尔以辩证的方式展示了他的哲学之宏观宇宙构造区别于流俗识见的二重化。他的哲学要害在于,自上而下地勘定神人秩序:神、理智本质、超人理智、物质世界、人、群众以及畜类。或者,从公共崇拜的神、真理到个体的臣服和庇护。从历史和辩证法看来,这既是关于世界秩序的赓续或中断和政道之历史变更,也是作为这样指点出来的关于政治思想绝对权威的重建。然而,正如19世纪自然研究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了一样(例如,哲学在达尔文进化论面前暴露了自己夸耀的“绝对精神”的奥秘:“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1]),哲学也在展开实体的重封密锁,这被我们说成是马克思哲学重述精神和自然差异的背景。现在,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如黑格尔体系那样自上而下,而是自现实个人的物质需要系统开始;或者说,现实的个人生存就是这个存在序列的起点。

作为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哲学思维的这种特质往往被误读为与生活联系不大,只能探讨、关注一些纯思辨性的、冰冷冷的抽象问题。正好相反,哲学的抽象性实指哲学分析、解读、论证问题的方式,并非哲学问题本身。哲学关注的问题必然来源于生活和科学,是经过凝练和概括出来的在生活中现实存在、具有共性的普遍性话题。比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相对性与绝对性的问题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哲学关注生活由来已久。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为王”,提出由哲学家来执政治国,这可能是哲学干预生活的第一次宣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日常生活是哲学思考的起点。就像辩证法的起源与古希腊独特的政治体制——城邦制密切相关那样,人类依托辩证法认识至善理念,去对公共事务做出正确的政治决断。由此,辩证法“以自由的论辩和对立的论证的形式被运用到世俗事务中,成为最有效的政治武器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工具。”②恩格斯曾指出:“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③我们无法否认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论是纯粹思辨的结果,而与当时普鲁士王国言论禁锢无关;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黑格尔神秘抽象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及《法哲学原理》等与德国彼时君主立宪制毫无关联。黑格尔哲学被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他力图用自己的精神创作来拯救几近革命的德国。因此,在普鲁士解决了德国政治生活的危机后,黑格尔思想的中心和期待就搁置于当时的普鲁士王国身上。马尔库塞就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社会和政治作用以及他的哲学与复辟王朝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有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被理解和证明。”④很明显,以思辨抽象著称的德国古典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概莫能外,以普遍性概念和范畴为载体的哲学从根本上都与生活、现实密切相关。

一、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智识动机与基督教的智识动机相似点的阐释

作为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意识形态,哲学离经济基础最远。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最远。离经济基础最远,是就哲学反映社会的特性而言。借助普遍的概念和抽象的范畴把握现实,哲学命题和哲学范畴具有较大的抽象性、稳定性和可承性。但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出现和存在离不开一定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⑤黑格尔精辟地、深刻地概括出了哲学的本质。哲学与时代相联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生活、对现实的“干预”即改变世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植根于时代和时代精神深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站在两个巨人的肩膀上:一个巨人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就;另一个巨人就是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处境及解放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定诞生于超越阿门塞斯王国之上的世俗现实即现实生活世界。它公开地、鲜明地宣布自己的哲学目的不仅是要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关键所在。不可否认,以往的哲学对社会生活会发生影响作用,但以往哲学没有主动“干预”生活,没有把自觉改造世界作为哲学的使命。比如,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启蒙哲学家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德国古典哲学家作为德国政治革命先导的作用,都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肯定。在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学说对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治国理政亦有重要影响。同时,哲学对于西方科学和认识方法、思维方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主体性的认知对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科学主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重视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且强调把世界改造成人民宜居的美好世界,而不是彼此对抗的原子化的、异化的世界。它所说的改变世界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实践。

黑格尔的学说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个体系植根于一个特定民族勿论何时对人间正道之神学的关联之中。从黑格尔学说之基督教背景转圜出发,正当政治秩序的哲学基础在于“辩证法”和“历史”。

哲学和生活彼此分裂是极其有害的。哲学与生活,可谓又远又近。何谓远,这是因为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相比,哲学离经济基础最远。抽象的思辨的范畴和概念又是哲学家们用以呈现理论的常态,来讨论形而上的问题。这些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哲学无异于远隔如山。所谓近,那是因为构成哲学本身的元素以及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究其根源依然是人类的实践和生活。哲学不是生活之外的遐想。不知何时,哲学与人的生活渐行渐远,超越和凌驾于世俗世界之上,成为解释和裁决世俗生活和人类的根本法则。进入中世纪,哲学却又屈尊为神学的婢女,彻底与世俗世界毫无关联,成为彼岸世界和来世之说的拥趸。文艺复兴之后,人重新纳入哲学的视野,哲学从天堂再度进入人世。当然,这种人只是高度理性化的存在物,思辨性成为这种哲学的特征。在现实可感的生活与哲学之间依旧充斥着一道鸿沟。永恒的、不变的、超越于生活之上的理性精神成为思辨哲学的真实主体。就连叔本华、康德等人都对这种哲学提出了疑问。当前哲学研究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它脱离了现实生活,特别是与现实的经济生活相背离,总是停留在纯哲学的概念范围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面临这种困境。有人认为,哲学与生活之间应有界限,这当然没错。但因为所谓“界限”就把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实践隔离,那就大错特错了。还有人把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称之为哲学的“工具主义”或哲学的“意识形态化”,认为哲学越纯粹,学术性就越显著。这种论断或许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是无法忍受这种言论和做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逃离现实、脱离生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

在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被马克思揭示出来以前,“历史哲学”这个词已然相当流行,并且被各种类型的人和处在不同意识形态中的人使用,包括那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使用。马克思洞悉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依然深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因此,他认为存在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这就是每个民族,不管他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有一种历史哲学。比如,黑格尔历史哲学让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去创造历史,所以,它制造的历史行动也“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来说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2]。与此同时,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都坚持认为,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也是有其哲学基础的,那就是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现在,人们可以把“人类历史乃是抽象精神的历史”理解为这样一个观点:除了哲学的、思辨的大脑活动或者符合精神本身的逻辑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历史。就此而言,只有合乎哲学家意识到自身创造力的世界精神的东西才能被认识。但如果人们把“合乎哲学家意识”这个词以及公共教条把哲学视为“把握真理或永恒秩序的努力”联系在一起,那么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那个观点也会呈现出另外一个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正是最后通过绝对知识代替全部人的现实,证明它自身是基督教日耳曼教义。在黑格尔那里,“实体”“绝对”“上帝”就像一支统一的军队在同一的哲学旗帜下战斗着。

承认哲学范式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其他形式的哲学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一样。从派别上讲,有存在主义哲学、实践哲学、死亡哲学、分析哲学等。不同时代,人们的实践程度、科学进展相异,进而衍生出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解答路径。但无论哪种哲学,只要它是真正映现时代精神,它就与现实生活相关。或许没有人会否认自己的哲学与生活无关。哲学史上,就有不少哲学家提出要回归生活世界。像胡塞尔、海德格尔、叔本华等人就提出了类似的命题。仅从回归生活世界这个命题本身而言,显然是唯物主义的。但实际上,无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世界都无法走出意识活动构成一切对象的窠臼,他们眼中的“世界”无非是主体世界的衍生物而已。在叔本华看来,哲学要走出纯概念的世界,因为书斋式的、自命不凡的、自娱自乐的思考是无法推动问题解决的。真正的思考与现实必然相关。人类不能沉浸在精神世界中,在概念中沉沦,要在世界之中即现实生活中思考、反思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因此,叔本华提出要跨出“表象的世界”才能迈入“意志的世界”,认识到真实的自身和世界。可是我们回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体现的世界,就能够回到真实世界吗?毫无疑问,不能。生存意志取代上帝和物质或精神之类的实体构成了世界的本体。主体意志变成了世界的支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所关注的生活世界必然是真实的物质世界。它既包括人化自然、未人化的自然,也包括改造后的人化世界,以及由人的生存方式和制度与意识组成的人类社会。现在一些哲学家大力提倡回归生活,当然与胡塞尔等人不同。回归生活世界,与那种脱离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思辨哲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回归什么样的生活世界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分界线。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聚焦的生活世界不是单纯的主体世界、意识世界、现象世界,而是包括人与人类实践活动在内的真实的物质世界。一些打着“回归生活世界”的旗号的哲学或理论往往另有所指,把哲学的对象只是限定于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之外没有其他。于是,自然优先于人的地位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就动摇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也就动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的“回归”就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走向了同一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人生活的世界和人化自然及非人化世界当成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构成。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承认人的主体性,但又不否认自然对人的巨大作用,特别是非人化的自然对于人类发展的作用,引导人们科学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并不存在回归生活世界的问题,因为它从来就关注现实生活,反对脱离现实的经院哲学以及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果脱离了现实生活世界,回归抽象哲学的思辨王国,他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一种通过理性至上论来对作为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及其性质进行抽象否定。除此之外,人们也谈到作为黑格尔的历史的绝对精神的材料,这种材料是通过哲学家观审、因而也同现实的群众相脱离的哲学家意识的活动和变化而获得的。简言之,黑格尔把现实的哲学家个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变成不再受对象世界约束的绝对精神。按照黑格尔理性主义来把握历史哲学的概念标准,不得不说,世界获得解放的能力就应归结为:把少数头脑作为落实那种“客观必然性”加以利用的唯一抽象能力。最后,在现代世界“获得自由”的能力不得不停留于反对宗教的批判。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这种客观必然性是通过强迫不自由的人变成自由体现出来的。这里要说的重点,与其说是黑格尔哲学遇见政治的时候,他总是把政治自由当做自己哲学信仰的俘虏,毋宁说,黑格尔哲学理性至上论触动了它的对抗者即人民至上论。他也不得不以“政治本来又不过是神学的借口”[3]撤退到自己的主体性中。

因此,就黑格尔派历史哲学的关切而言,马克思区分了历史哲学批判和历史神学并非历史哲学批判。或者说,历史哲学批判的严肃主张并不是说世俗的应服从宗教神学的批判,而是政治国家这些世俗的东西落入历史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世俗的批判。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国家存在,它的在在哪里?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警察科学”那里所遇到的学术观点?还是在于认为现代国家的各种机构运行?抑或在于认为以现代的形式造就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不言而喻,通过这样的追问,马克思看到,《神圣家族》中的黑格尔派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实际上是把“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由他发明的规定塞了进来”[3],这等于说是用名称或言辞更正着世人对国家的理解。对马克思而言,黑格尔派照此非现实的理智本质造出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根本上到处都还藏着呢!问题实质在于,在德国的理论家那里存在的是历史神学而非历史哲学。在1840-1844年即德国哲学斗争时代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在这里绽露了一个难题。若此处表明,思辨哲学确实呈现出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则或许应区分形而上学的主体与现实的人类个体或有限性。但如何可能按此行事呢?马克思看到,思辨哲学依附一种手法,也就是,它佯言拥有哲学能力,但其实是一连串的“思想”的运动,如同“果品”“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美、善、真、宗教都是黑格尔的政教体系之“诱饵”。因此,这种哲学之追求自身最高目标所依靠的方法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一个观点成为另一个观点的“饵料”,“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后同“自我意识”交织在一起。至于它认为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神的王国”而进入“人的王国”,则这种“观点”顶多不过是“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而“神的王国”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之宗教抚慰由此加以保留。马克思看到,对德国历史哲学来说,恐怕对现实历史不置一词才满足这个要求。所以,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没有历史这个词,而只有强调现实世界会被知识或概念所决定的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2]。

人们可以看出,没有“真正的神正论”,无论在“存在”的或“本质”的方面,都没有永恒不变的观念世界,没有相应的主体哲学,没有超凡脱俗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与此同时,立足于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历史哲学当然就有理由来推究存在之法——“存在”与“本质”符合。

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可能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法:能够被改变的法和不能被改变的法。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有在这些大而化之的笔触中才能摸清楚:所有存在者都服从于它们不能改变的法。但是作为理智存在者又怎么会服从于那些它们能够改变的法?如果历史按照思辨哲学的这种区分来对待真理,那么,对哲学家的何以是最大立法者的问题的追问确实而且在多大程度上逐渐成为历史性的?我们的意思是说,黑格尔哲学所展示的“法”的优点并不在于“新”,而在于诱使读者把思辨的阐述看成“法”。思辨哲学的创造即判断就可以自诩为“法”即“政治正确”。这就意味着,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上帝——上帝是否拥有那些他自己能改变的法?面对这个问题,黑格尔派只能去猜测。像上帝的那些并不神圣的行为(例如他与恶发生联系)在黑格尔派眼中是那样深奥费解,首先是因为它把政治的问题仅仅当作是对时事问题的重新解释来处理。于是,我们注意到,黑格尔派因为局限于宗派之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不怎么相信“上帝只有一个化身”。他们似乎无法知道,此哲学或彼哲学是否如“缸中之脑”般来自群众“这一锅不纯的稀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此哲学只会承认自己正确而彼哲学错误,反之亦然。假如人人为“上帝”,岂能获得最高真理!所以,人人为“上帝”的真理性依赖于属于黑格尔派自己的更高的原理,即“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3]。当我们理解到黑格尔哲学是这样一套开动出来的功夫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为什么黑格尔“规定”哲学是人类崇高而恒久的努力,而非人的随便一种行为。

看来,黑格尔哲学最天才的辩护是,只有唯一一种“正确的”哲学,在这一“正确的”哲学降临之前,所有哲学皆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它们竟把自己的“一家之言”冒充为“人间正道”。黑格尔认为,群众就是这么干的!“如果历史按照群众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真理,那么这样一来,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的,准确无误的,是历史的规律。”[3]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在他看来是在我们“之中”常常发生的事情,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为之提供任何场所。因此,真理对于黑格尔派来说必须“规定”。马克思看到,“规定”在此实际上是说,他们只想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但他们并不想提出“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性的干预”[2]的要求。历史的现实的关系在黑格尔主义法学、政治学中成为永恒的概念。在这里,概念因具有现实性、独特的本质,既不存在发展,也不存在飞跃,政治在永恒不变的意义上就是合理共同体的概念在哲学家头脑中的固定概念。

这样,从整体上看,现代德国哲学对历史问题的探讨,给自己划定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于政治史,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所具有的主导地位及其对观念演化史的专注。那么,所有这些伟大的专注所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才能促使它们集中视线,专注于所讨论的特定论点?按照前面的讨论,一般地讲来,思辨哲学并不仅仅是围绕观念、思想、概念的主观循环,而且它一半在为其正义承诺一种周全形而上学体系,因而同时可以认作是黑格尔主义所信奉的新教政治神学的推论。比如,把神学中的奇迹的角色与黑格尔理性主义“特有的自打包票”或如先知般预见未来进行比较,这可以导向理性立法者问题的一个深刻向度。这个向度深刻表示在柏拉图—黑格尔哲学的理智寻求里。在这里,理智的意义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完成了的哲学。

一般来说,个人对智慧的“爱”无可厚非,但黑格尔哲学不愿重犯古希腊人在“哲学本质”这一问题上的老毛病:个人对哲学的追求最终不过被迫编制了一份个人灵魂内在秩序表。对黑格尔来说,哲学就是真理,是创制生活尺规者或给予法律者,而在此说的不完全是希腊哲学凭靠政治英雄来创制出生活尺规,而更是就黑格尔绝对精神之立法者本性——发现目的的自我实现——而言。

譬如,黑格尔哲学宣称自己是一种客观现实性的哲学,尤其包含有一种绝对完满的对上帝和神性事物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认识是人的理性所完全不能掌握的,但在黑格尔派看来却是可以通过他的哲学而实现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如施特劳斯断言,必须利用国家的制度和措施把哲学家吸引到宫廷中去。这里,黑格尔对伦理国家的看法其实已经完全被肤浅化了。黑格尔本人对政治领域的领会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等级区分及职业分工而独立化,这样的国家犹如高度发展的动物机体没有器官功能的分化,这是不符合与一个绝对中心联系之完满的理智原则或“上帝的仁德”[4]的。在熟悉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看来,关键在于,一个特定国家是不是功能健全,理智原则必须有或者为了一个第三者即一个旁观者,它才能得到检验。而黑格尔哲学说,“有第三者,而有一个第三者,就有了哲学,因为哲学不仅把一种存在、而且还把思维,亦即自我作为上帝的命题的谓项,认定上帝是两者的绝对同一性”[5]。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第三者或旁观者又位于何处呢?总是动身太迟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只能被当做政治权威来引证了。最终说来,问题就是,理智原则应当为着一个哲学家而经受检验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家—立法者地位决定了他是历史的旁观者——如同上帝并不认为现实世界属于“它自己”一样。这里有一个好处:只要哲学家是沉思的、冷漠超然的,就不会被事件不可抗拒地涌动卷走。“哲学家是事后才上场的”[3],并以此方式获得“立法者”的殊荣。这样,对黑格尔自己来说,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实现,不在于哲学家帮助民众自己提升至哲学的高度,而在于哲学家的眼光转向历史,是在精神的不断解放中达成的。

但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这样的历史意识连同内在具有一支世界精神的先头部队的先锋主义阐释是非辩证的,甚至是反辩证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辩证法的辩证性不在于一个精神的体系降临,而在于承认从连续的历史到间断的历史;承认不是少数头脑,而是工人阶级即将带来新的世界秩序。在加上引号的“选民”问题上,“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3]。这条路是马克思洞察出来的。面对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工人大工场生产等等事件场景,哲学家在进行思考之前,真理就已经具体发生了。马克思主张说,若工人阶级“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2]。当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内核被马克思碎裂成两半时,我们就有可能理解辩证法何以与事件(独一无二的、非普遍的)学说勾连了;我们就需要依靠追溯马克思对欧洲主要大国中工人问题的考察来标明此看法之最初的基本特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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